从《抓特务》票房舆情看一种新的社会现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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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，特务电影《抓特务》成为舆论焦点。票房尽管其票房勉强突破亿元大关，舆情但在动辄数十亿票房的看种行业常态下，这一成绩被普遍视为“扑街”。新的现象歌手韩红为影片拉票时一句“走个面”，从抓不仅未能挽回颓势，特务反而激起网民反感。票房票房开局不利，舆情公关动作受阻，看种各方出于对敏感网络情绪的新的现象忌惮，陷入沉默。从抓

围绕冯小刚及其作品的特务争议，以及网传韩红因舆论压力退出公益圈的票房传闻，折射出中国当下一种值得深思的新型社会现象。

一、《抓特务》票房失利的三重归因

电影票房往往具有不可预测性。即便在剧本阶段引入大数据研判，市场反馈仍可能大相径庭。例如，《给阿嫲的情书》被投资者精准错过；而被誉为佳作的《哪吒2》虽创世界影史票房纪录，但也离不开DeepSeek引爆爱国流量后的营销借势，这种偶然性难以复制。

究竟什么左右了观众的购票意愿？社会心理是关键变量。在许多社会，主流媒体评论员拥有较高话语权，其评价能直接塑造社会心理并影响市场。

针对《抓特务》的票房困境，可从以下三个维度剖析：

1. 片名策略失误：电影改编自电视剧《无悔追踪》，后者拥有深厚的时空情感铺垫。然而，电影版定名《抓特务》，看似经过头脑风暴，实则带有强烈的“老登色彩”——即年代感陈旧、脱离当下语境、陷入情怀自嗨。这种命名方式难以激发当代观众的观影欲望。
2. 公共生活衰落导致公共人物失语：中国社会公共生活空间正在收缩，依附于此的“老登”阶层（指代拥有资源但脱离群众的资深人士）失去了原有的社会依托，正遭受大众日益增长的疏离感与嫌弃。
3. 网民行为逻辑的闭环形成：在消费领域，舆论正向草根阶层和弱势群体倾斜。“弱者正义”原则已转化为商业购买逻辑，这构成了潜在的社会风险，也是本文的核心分析点。

此外，《给阿嫲的情书》等素人作品的成功，透支了部分情怀，同时也鼓舞了公众抛弃那些姿态傲慢的“老登们”。

二、公共生活退潮与公共人物的舞台缺失

全球范围内，社会公共生活呈现退潮迹象，如世界杯热度下降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社交媒体的普及。

社交媒体深度嵌入个体生活，提供了充足的娱乐与精神满足，从而削弱了传统公共生活的重要性。在慢节奏时代，茶馆、客厅、电影院、咖啡馆等公共空间是人们交往、获得身心愉悦的场所。当大众注意力聚焦于此，明星便应运而生，传统明星多脱胎于央视等公共舞台。然而，社交媒体时代，公共生活逐渐式微。

公共生活衰落的最危险信号，是“客厅争夺战”的终结。传统客厅以电视屏幕为中心，各方资本争夺注意力资源。随着手机成为人体延伸，注意力分散至卧室、厕所、饭桌，客厅的凝聚力消散，留下的基础设施沦为地下废弃管线。

算法驱动的短视频重塑了审美模式，导致社会后果显现：人们追求剧烈反转，无法忍受平铺直叙。公共生活的消失始于生理性精力的涣散——从难以阅读长文到无法忍受长视频。短视频改造了大脑，进而间接重构社会生活，注重仪式感与公共情感的公共生活因此失去市场。

这一变化带来连锁反应：传统媒体萎缩，人们从“单位人”转变为“社区人”，老牌明星被迫转向网络直播。曾经呼风唤雨的“老登们”，其号召力呈抛物线式下滑。

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尽管现实公共生活衰落，手机屏幕上的群体情绪共振却呈现出新的“共时空”公共特征。如DeepSeek引发的民族自豪、淄博烧烤与“苏超”带来的群众狂欢，以及各类舆情事件中的激烈情绪。这些网络舆论现象具有显著的共时性与公共性，但非理性情绪共振带来的消极后果令人担忧。

三、舆情社会的底层逻辑：“老登们”与大众的对立

影响“老登们”影响力的核心因素，除公共生活衰落外，更在于数十年来网络舆情的底层逻辑使其成为网民的对立面。

中国网络舆情多源于弱势群体的权益抗争。例如，城镇化进程中的强征强拆受害者通过网络爆料维权，而地方干部及强势人物往往成为批评对象。

在特朗普执政初期，特别是2018年美国对华为施压及孟晚舟事件后，中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爆发。社会名人在海外活动时，常面临“润人”等道德指控。由于名人需跨国活动，其形象陷入灰色地带。若名人未能高调宣示爱国立场或与美国划清界限，便被视为“有原罪”。加之部分名人二代的炫富行为，加剧了网民反感，导致名人声誉急剧滑坡。

例如，某歌唱家夫妇因子女问题声誉受损；姜昆与郭德纲的对比中，若无姜昆作为传统名人的衬托，郭德纲难以如此红火；反之，郭德纲的草根色彩使姜昆处于被围观境地。这种“一强一弱”的叙事结构，构成了舆情传播的动力机制。

网络舆情本质上是网民利用群体力量制造舆论。其力量源于人数优势形成的压力，倾向于支持草根明星、奋斗素人和弱者诉求，而对名人持批评态度。

社会评价天平由此倾斜。草根与民生力量崛起，社会名人则遭遇排挤与轻视。借用神话术语，这是一种群体的“弑神”现象，草根阶层登上网络舞台。

四、舆情逻辑向线下商业逻辑的转化闭环

过去数十年，网络舆情主要停留在情绪与舆论层面，线上线下保持边界。如今，网络舆情与现实社会深度链接，以舆情逻辑推动商业交易，形成闭环。

网络舆情底层逻辑是“同情弱者”，反映在现实中，即网民消费时更关注商家身份属性：是否站在民众一边，是否具备悲悯情怀。名人身份反而成为敏感因素，导致“老登们”被敬而远之。

例如，胖东来的成功不仅在于物美价廉，更在于创始人秉持的“百姓情怀”与“以人为本”，善待员工、极致服务，击中网民内心。

许多企业家洞察此逻辑并付诸实践。京东刘强东化身快递员送货、与市民同饮、称员工为“兄弟”，赢得网民好感。这使得京东在外卖大战中占据舆论优势，因其亲民形象与美团王兴的幕后姿态形成对比，前者被视为“自己人”，后者被视为“资本代言人”。

一旦某地舆情激怒网民，网民倾向于对该地营商环境及形象进行负面评价，甚至通过下架商品、退票等方式表达不满。

理解这一商业逻辑，便能解释“老登们”的困境。在传统媒体时代，他们掌握资源，依靠百姓买票崛起，成功后却忘本，颐指气使，沦为高高在上的“大佬”，遭人嫌弃。如今要求“走个面”，自然无人买账。

过去，因资源垄断，人们不得不消费其产品；如今，网络涌现出众多优秀草根人才，人们自然转向支持“自己人”，抛弃“老登”。

五、舆情与商业闭环带来的风险后果

网民从线上舆情逻辑转化为线下购买逻辑，实现了闭环。这种网络现象利好以下类型：

• 强爱国主义作品：如《战狼》《哪吒2》；
• 高情绪价值内容：如刀郎的情歌、淄博烧烤等文旅活动、维护国有资产的网络大V视频；
• 草根创作者内容：如《给阿嫲的情书》。

然而，舆情逻辑向社会蔓延并形成闭环，蕴含巨大风险，不利于社会长远发展：

1. 情绪驱动导致流量陷阱：提供情绪价值即可获好评，促使投资者、商家和大V热衷“爱国赛道”，利用“仇美仇日”等宣示赚取流量，滥用爱国热情。
2. 情感营销的愚民色彩：商家易打“情感牌”，许多做法具有愚民性质，借爱国主义外衣迷惑大众。部分商家和名人包装为“道德完人”或“爱国表演家”，促进消费。
3. 违背经济规律的发展陷阱：经济社会发展由规律和周期驱动，而非情感。情感驱动易导致社会掉入陷阱，造成巨大损失，类似“南美陷阱”。一旦风停，空中楼阁崩塌，利用民族主义情绪促销的后果往往是一地狼藉，网民感到被愚弄，商家遭流量反噬。

更需警惕的是，防止情感驱动演变为蔑视和驱逐社会权威。网络舆情虽有倒逼进步的积极价值，但若“弱者正义”逻辑扎根为价值观，易发展为蔑视权威，影响社会健康。社会名人做公益被视为理所当然，一旦出现瑕疵便被无限放大，沦为道德罪人，甚至丧失通过公益“救赎”的资格。

以韩红为例，虽未确认退出公益，但已倍感打击。若其真退出，将是网络舆情蔑视与驱逐的后果，最终受损的是网民、社会及我们自己。愤怒情绪具破坏性，唯有理性共识才具建设性。

此外，网民大规模参与文艺创作，涌现优秀作品，但历史经验表明，流传后世的作品仍需社会权威进行经验整理与审美提升。在鼓励大众创作的同时，需防范知识水平与审美水平沦于平庸，更要防止偏颇观念认为“大众所需即真理”。否则，社会发展将滑向沉沦，孕育“平庸之恶”。

作者简介：

燕志华 博士

高级记者 / 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 / 舆情管理顾问（具体参阅百度百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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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责任编辑：知识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