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轼曾对高俅有恩，高俅铭记了一生。后来苏轼落难，高俅的一个举动，让后人交口称赞。

北宋元祐八年，苏轼生后苏轼东京汴梁城的曾对赞秋雨连绵不绝。苏轼在书房中将最后一摞文集捆扎完毕，高俅高俅高俅环顾四周，有恩满屋的铭记字画碑拓早已装箱，墙壁光秃，落难仅余几截断掉的举动丝绳挂在钉子上。他在京城半生，让后人交仕途起伏，苏轼生后苏轼此次主动上表请求外放，曾对赞出任定州知州。高俅高俅高俅临行前，有恩他妥善安顿府中众人，铭记最后召来一名二十出头的落难年轻人。此人姓高，举动名俅，在苏轼门下担任抄写工作，无功名、无品级，仅为一名不起眼的小书吏。

苏轼提笔致信好友王诜，信中称这孩子书法精湛、为人伶俐，自己离去后他若无着落，望王诜能予以收留。写完信，苏轼将信封好交给高俅，嘱咐几句后继续收拾行李。高俅手持荐书立于门口，愣神良久才退下。

彼时苏轼五十七岁，虽已是天下文宗，却仕途坎坷；高俅二十出头，出身卑微，在大宋官僚体系中微不足道。两人境遇悬殊，如天壤之别。然而，正是这位如尘埃般渺小的人，接过那封薄薄的荐书，揣入怀中，从此改变命运。

高俅的出身在正史中鲜有记载，《宋史》未为其立传。南宋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仅提及他原是苏轼身边的小史（私人秘书）。后世施耐庵在《水浒传》中将其塑造为开封府的破落户帮闲，因踢球技艺高超而攀附端王赵佶。这一形象经说书人口耳相传六百年，竟比正史更为深入人心。但《水浒传》乃小说，非信史。施耐庵笔下的高俅，集陷害林冲、逼反杨志、毒死宋江等罪名于一身，仿佛大宋覆灭皆由其一手造成。

然而，细究之下，一个街头混混即便球技再高，岂能让宋徽宗赵佶视为心腹？赵佶乃艺术天才，精于“瘦金体”与花鸟画，收藏丰富。其身边环绕的蔡京、童贯、王黼等，皆才高八斗。若高俅仅凭踢球，徽宗最多视其为优伶，绝不会让其掌管禁军。

高俅得以晋升的根本原因，实得益于苏轼当年的铺垫。他在苏府多年，耳濡目染苏轼这位文坛领袖、书法宗主的熏陶，练就了一手好字，文章亦通顺，腹中有墨。《挥麈后录》评其“笔札颇工”，在宋代分量极重，意味着其书法足以在文人圈立足。赵佶看中高俅，首重其能写能聊，与己投缘。踢球仅是敲门砖，非登云梯。

然高俅出身过低，无科举功名难登高位。赵佶为提拔他，将其送至西北边境刘仲武军中，名义历练，实则镀“边功”金。几年后，高俅凭“军功”履历，被徽宗一步步提拔至殿前都指挥使，后升太尉，掌管北宋精锐八十万禁军。

掌权二十年，史书记载不多，但寥寥数笔已触目惊心：他侵占禁军营地建宅，役使士兵干私活，虚报兵额吃空饷。金兵南下时，号称八十万的禁军实则不堪一击。城破后，那些面黄肌瘦、无力握刀的士兵，便是高俅留给大宋的遗产。对此，他在《水浒传》中遭受的骂名，确非冤屈。

然而，就在权势熏天之时，高俅做了一件与“奸臣”人设截然相反的事。此事当时鲜为人知，后被王明清记于《挥麈后录》，寥寥数语，却令后人唏嘘。

苏轼后来的遭遇远甚于高俅。元祐八年离京后，其贬谪之路越走越远。绍圣年间新党复起，残酷清算“元祐党人”，苏轼首当其冲。从定州贬至英州，再贬惠州，最终流放海南儋州。彼时海南瘴疠横行，缺医少药，贬谪至此近乎死缓。

苏轼在儋州三年，借居破屋，开荒种地。他致信友人云：“此间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”，读来令人鼻酸。元符三年徽宗即位大赦，苏轼北归，行至常州。时年六十五岁，身体早已透支。建中靖国元年七月，苏轼病逝常州，身边仅余至亲。

苏轼一死，苏家迅速衰落。朝廷对“元祐党人”的清算未止，蔡京当权后变本加厉：苏轼文集被焚，碑石被毁，门生故旧被逐。苏轼三子苏迈、苏迨、苏过皆为书生，未居高位；孙辈苏符、苏峤、苏籍等年幼或初仕，顶着“元祐党人之后”的身份，备受冷眼，生计艰难。昔日门庭若市，今朝门可罗雀。苏家子弟进京办事，竟难寻落脚之处。

此时，高俅站了出来。

《挥麈后录》仅用十余字记载：“然不忘苏氏，每其子弟入都，则给养问恤甚勤。”意即：高俅发达后，始终铭记苏轼恩情。每逢苏家子弟进京，他必亲自接待，给钱给物，嘘寒问暖，照顾周到。

“每”字至关重要。非一时兴起，而是十几年如一日。苏迈、苏迨、苏过乃至孙辈苏符进京，高俅皆予接待。在苏家子弟无依无靠时，推开太尉府门，便能得一口热饭、一笔盘缠。此举风险极大：朝廷禁令未除，若被政敌参奏结交旧党，后果不堪设。但高俅不在乎，或权衡后仍决意为之。

更令人意外的是，每逢苏轼忌日与生辰，高俅还会亲自祭拜。苏轼葬于汝州郏县，距汴京不远，高俅未必年年亲赴墓前，但必在京城设灵位、烧纸钱。当朝太尉向“元祐罪臣”灵位行礼，若被蔡京所见，恐会愤恨不已。

高俅为何如此？苏轼当年的恩情，不过一封荐书、几年收留。非救命之恩，亦非托孤之重，仅是长辈对晚辈的日常照拂。苏轼写荐书时，或许只是恻隐之心：自己离去，需安顿身边人。高俅在苏府久待，字好且靠谱，不可弃之不顾。随手一封荐书，送至王诜处，谋得差事。此事苏轼一生做过无数，于他而言举手之劳。

但对高俅而言，此信分量千钧。那是他人生最卑微时刻，无功名，只会抄写。在世人轻视中，是苏轼收留他，教他写字作文，视他为人才。那封薄信，是他人生的敲门砖。无此信，难入王诜驸马府；无王诜，难见端王赵佶。后续所有荣华富贵，皆源于此。

发达后回望，高俅心中自有秤砣。他自知被骂奸臣，实至名归，所干之事挨骂不冤。但有一事绝不可做——忘恩负义。他不容许世人说：高俅受苏东坡恩，苏家落难时却袖手旁观。这是他的底线，是他心中最硬的骨头。照拂苏家，即是自我救赎：虽出身低微、行事肮脏，但至少未忘本。这是他保留的最后体面。

靖康元年，金兵逼临东京，宋徽宗南逃，高俅随行。途中与童贯不和，高俅称病折返汴京。这一回头救了他一命。后宋钦宗清算“六贼”，童贯、梁师成等被斩首示众。高俅因提前回京且病弱无威胁，钦宗仅抄家未杀头。同年五月，高俅病死汴京，得以善终。

死后，钦宗欲予厚葬，被直臣李若水阻拦。李若水上疏称高俅败坏军政，致金兵长驱直入，罪同童贯，不配厚葬。钦宗从之，丧事从简。棺木虽埋，却无人送葬，冷冷清清。

那些曾受高俅照拂的苏家子弟，此时多已南迁。金兵破城在即，百姓逃难，苏家亦在人流中向南。他们途经太尉府门口，不知是否会回望一眼。那座宅邸已被抄没，封条在风中作响。苏轼之孙苏符后在南宋官至礼部尚书，享年七十有余，为苏家第三代最杰出者。他历经北宋覆灭与南宋重建，尝尽人情冷暖。不知他是否记得，多年前冬日，当他身为无功名穷书生、在东京受尽冷眼时，曾有人推开太尉府门，招手让他进去吃一碗热饭。

高俅照拂苏家之事，正史几无痕迹。《宋史》无传，自不记载。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提及，已属不易。《水浒传》更将其塑造成十恶不赦之奸臣，使其难以翻身。但历史复杂：一人可在军政上腐败透顶，心中却保留朴素道义。二者不矛盾，无需抵消。高俅该骂者不少，但他对苏家之事，亦值得铭记。

苏轼当年写荐书时，或许未曾想到，这不起眼的小书吏日后会成为权倾朝野的太尉。更未曾想到，自己死后全家落难、门庭冷落之时，竟是此人挺身而出，给苏家子孙一口饭吃、一条路走。那封荐书，高俅还了一辈子。用他自己的方式，用余生，将那点恩情紧握手中，直至最后一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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